民国时期的徐州煤矿主要是贾汪煤矿。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正式成立了“徐州贾汪煤矿有限公司”，拥有股票最多的股东袁世传接替广州商人吴味熊担任总经理。袁世传是袁世凯的胞弟，有矿井管理经验。他以三项措施重振煤矿。一是重新换发股票，当时贾汪矿区购买的共约330余亩土地，房屋、机器以及其他各种实物一一折价清偿。此外，他又增设新股5万两，连老股6.9万两，共计11.9万两，又借债7万两，共计资金18.9万两，作为恢复与发展使用。二是完善组织机构。建立股东会，讨论矿务的重大决策问题；建立“总办”管理组织机构，下设营业部和采矿部，营业部移往天津，煤矿主要为采矿部负责，由经理两人（一正一副，主管矿局一切事宜）另有矿师两人，负责全矿的技术工作。在此下又分设内柜股、外柜股、铁车股、材料股、井工股、业务股六个股，职员10余人。同时严加管理，降低成本，将胡碧澂时期（建矿初期）吨煤成本从3.5元降至2.5元，比同时期的山东中兴煤矿吨煤成本低0.5元。投入生产，先后开了一、二、三号新井，这些新井均为直径11尺，深度200尺新型竖井。在民国5年，修贾汪至柳泉铁路运煤专线，次年通车。此时，煤矿拥有小机车3辆、小铁车300辆、大机车2台、5吨车13辆、10吨车54辆，雇用工人已达上千人，日产量为500吨，是建矿时期50吨的10倍。
1928年，上海远记公司董事长严惠宇出资代办贾汪煤炭，历经数月，修复旧井，勉强维护生产。
1930年上海民族资本家刘鸿生集股80万元大洋，接办贾汪矿场，成立华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。聘请财会专家顾介眉任公司总经理，加强成本核算;聘请陇海、津浦两铁路管理局督办章笃诚任董事长，打通运输关节;高薪聘用美国考罗拉陀矿业大学硕士毕业生、采矿专家江山寿担任矿长，指挥生产。由于生产久经停滞，井下主要巷道多处冒顶塌方，积水成河，修复工程相当困难。江山寿坐阵现场指挥，修复进展较快。头一年一对大井恢复生产，年产煤10.9万吨；第二年产煤21.9万吨,净盈利12.9万元。为了扩大生产，1933年10月，刘鸿生又投资50万元勘探夏桥新区，动工开凿夏桥一、二号新井，次年投产，成为华东地区主要煤矿之一。至民国25年（1936年）贾汪煤矿年产煤347230吨，日产达950吨。
徐州会战之后，华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贾汪煤矿矿长江山寿弃职离矿，由原矿股长秦建欧暂主管，生产一度停止。为使煤矿逃脱日本军队侵占的劫难，煤矿利用日德之间轴心国的关系，秘密协议请德国商行——礼和洋行以债权人的身份接管煤矿。1938年2月6日，德国人卡尔进入煤矿，即布置在所属的贾汪、夏桥和柳泉煤栈悬挂德国国旗，并在地面了铺上铁板，上面画上醒目的德国国旗的符号。但是仍然没有阻止日本军队占领煤矿的企图。3月30日，日军飞机飞至贾汪矿区，狂轰滥炸，炸死矿工和平民14人，伤数十人。5月19日，日军占领徐州。20日，日军开进柳泉，卡尔身着德国党卫军军服前去交涉，暂时阻止了日军侵占煤矿的步伐。其间，日军多次轰炸贾汪，寻找借口。1938年10月24日，日军以调虎离山之计，约卡尔在柳泉见面，日本人齐藤粥州率领日本200名职员趁机以武力占领煤矿，卡尔要使煤矿成为安全区的企图成了泡影，但却使日军侵占煤矿推迟了4个多月，对保护煤矿和矿工的安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日军占领贾汪煤矿后将其改名为柳泉炭矿，隶属于日军华北兴中公司，加紧对煤炭资源的掠夺，日产量达到了2000吨，比1936年的日产量增加1倍多，而采煤工人没有增加。至1945年6月，矿场工人达到4912人，其中职员289人（日本人68人），雇员里工1328人，外工（即季节工）2595人，矿警队员700人。为了镇压工人的反抗，日军成立了警务处，下设警务科、治安科（后改为一科）、特务科（后改为二科）和矿警队，日军特务原清任处长。在日伪时期，警务处成了残酷镇压矿工的机器。其特务科内设有十几种刑具，常常以私通八路、破坏生产、聚众闹事等罪名抓矿工进行毒打，甚至杀害。
1945年8月，日军投降，国民党第十战区临泉指挥所派何大刚为监理，11月徐州指挥所又加派郭心冬共同管理。12月21日，徐季梁奉国民党陆总及经济部饬令正式接收后，取消柳泉炭矿名称，恢复华东煤矿名称。1946年9月经刘鸿生、陆子冬等串通官僚关系，名义上恢复为民营华东煤矿公司。同时开凿韩桥新井，日产达到3000吨，此时夏桥矿日产煤炭2000吨，此后“新（韩桥）、旧（夏桥）两区每日的产量达到5000吨。
煤矿管理也走向了轨道。工人里工三班制工作，每天工作八小时，星期天休息；外工无星期休息。职员为月薪，一般日平均为9斤小麦，最高达126斤小麦；里工、外工（采煤工）一般日均工资3.9斤小麦，最高为5.90斤小麦。1948年11月9日，贾汪解放，华东财办工矿部矿务局指派徐石代表人民政府接管，改为贾汪煤矿。此时从业人员达8482人，其中职员313人、里工外工8482人。